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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次贷危机十周年之际,世界金融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原标题:美国次贷危机十周年,世界金融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如果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十年。全球经济似乎处于一个转折点:经济复苏已经来之不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处于可能崩溃的状态。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或即将开始从非正式变为正式,从各个角落向发达国家的巨额资本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带来了巨大压力。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起了与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如果这些摩擦不能尽快得到解决,它们将破坏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形成。减少贸易和投资的产业链将扼杀摇篮中的全球经济复苏。 同时,不应忘记,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金融在全球经济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并具有相同甚至更大的影响。这场金融危机的起源不是来自美国次贷危机吗?当前的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吗?因此,进一步研究全球金融仍然是恰当和迫切的。本文旨在理清过去十年全球金融的变化,确定最重要的变化,找出变化的原因,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对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 全球金融的七大变化 在全球金融方面,以下七项变革是最重要和值得关注的。 首先,与危机前相比,中央银行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强。其主要表现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央行采取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措施,并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风险资产,降低风险溢价,从而减少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刺激生产。 ,投资和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已经从“最后一个贷款人”变为“最后一个交易员”。从挽救经济全面崩溃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应该得到肯定。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意识到监管单一金融机构是不够的,仅仅防止系统性风险还不够。因此,在2010年G20峰会上,国际社会达成了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共识,其核心观点是从客观的,反周期的角度采取各种措施,如反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额外资本要求等,以防止由于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和交叉部门感染。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制度安排的实施因国家而异,但在相当多的国家,中央银行占主导地位。例如,英国政府授权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工具和工具以维持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明确指出,它不仅包括货币政策,还包括宏观审慎政策。中央银行作用增加的另一个表现是央行或多或少地参与金融监管。过去,央行作为“最终贷方”很少参与具体监管。在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意识到如果央行不了解并且没有干预金融监管,其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地位将大大降低。因此,“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加强了美联储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英国政府已将金融监管权力从金融服务管理局转移到中央银行。这种反映了这种倾向。 与上述第一次变化密切相关,我们观察到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前所未有地显着和复杂。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不是一种新兴现象,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其规模和影响在过去是无法比拟的。它首先表现为跨境资本的活动水平。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境资本金额下降,然后继续扩大,并迅速超过危机前的峰值。特别是,进入和离开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随着发达国家实施和取消量化宽松政策而显示出明显的起伏。就汇率而言,随着美国在2014年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主要新兴国家的货币在本世纪经历了最大一轮贬值。就利率而言,在危机期间,主要新兴国家政府债券的利率下降,美国国债利率保持稳定。然后,当美国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大幅扩大。利差扩大和贬值压力促使资金流出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或流出增加了贬值压力。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使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危险之中。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给所有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并且经历了艰苦的努力。各国总是把金融监管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第三个变化。金融监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内金融监管,二是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就国内监管而言,监管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放弃了“最少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的自由放任观点。在监管体系方面,过去部门化和分散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并且存在整合和集中的趋势。从传统的多头监管到双峰监管乃至一元超级综合监管,强化了央行的监管责任。总的来说,金融监管正转向全面的监管和功能监管。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仅靠国内金融监管只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蔓延到全世界。此外,有必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配合。新的经济和金融治理组织或机制,如G20,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欧洲稳定机制(ESM)和BRA紧急储备安排(CRA)应运而生。在所有变化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第四次变化,全球债务杠杆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球非金融债务杠杆率达到244.4%,超过2008年前的231%,增幅为13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的债务杠杆率一般都在巩固,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杠杆率迅速上升,从141%上升到193%,上升超过52个百分点。这也是全球债务杠杆的上升。主要原因。 虽然由于每个国家的不同条件,很难机械地给出数值来衡量债务杠杆的风险程度,但高债务杠杆比率就像是一盏红灯。就像一个警钟,人们必须高度关注。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下一次金融危机的转折点。 第五个变化是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汇总收缩和结构变化。作为各种跨境经济活动的象征,跨境资本流动越来越受到关注。它不仅是对其他跨境经济活动(如贸易,人员流动,技术转让)的必要支持,而且本身正日益成为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独立变量。如果你看一下主要发展中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欧元区,英国)的跨境资本总额(即流入量),每季度,您可以看到:从危机前的2005年到2007年,全球为3万亿美元,而2008 - 2017年的危机后,价值为2万亿美元,下降了31%。如果我们分别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值分别为2.8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危机后,它们比危机前低38%;后者分别价值2000亿美元和3250亿元。危机后美元比危机前上涨了63%。 这是从国家类别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变化。然后分析跨境资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三大类的结构变化。对于世界主要国家(金砖四国G4),2005 - 2007年危机前,直接投资占20%,证券投资占35%,其他投资占45%。在2008 - 2017年危机后,这三个类别分别占33%,29%和38%。可以清楚地看到,直接投资的比例有所增加,而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例有所下降。这可能反映出金融危机后人们更加关注实体经济,投机资金趋同。第六个变化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所改善。显然,这种变化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从而与全球经济的比例增加密切相关。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经济增长缓慢。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逐渐增加。 ,现在超过50%。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首先体现在这些国家金融市场重要性的迅速提升。 2006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仅占全球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1.1%。截至201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至27.6%和26.8%,占6.3%。其次,截至2018年6月底,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占全球非黄金储备的60%,达到7万亿美元。这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最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急剧增加。危机过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配额改革,大大增加了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和投票权。特别是,金砖国家占所有特别提款权配额的14.2%,占所有投票权的13.54%。其中,中国特别提款权配额比例由3.82%上升至目前的6.41%,投票权也增加至6.09%。此外,这些国家通过其他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例如G20峰会,金融稳定委员会,亚投行和金砖银行。 在过去的十年中,与金融相关的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它们对金融业的进步和金融生态和功能的影响从未有过。这是本研究将要解决的全球金融业的第七次重大变革。这项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新技术与金融业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金融技术组合来描述这种现象。金融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面是改善或影响每个特定领域的现状,而不改变现有的金融生态或商业模式。金融技术对金融业二级的影响是创造一个新的业务,一个新的金融生态系统。例如,P2P通过互联网绕过传统的金融中介,建立了一个开放的贷款平台,直接结合了融资方和资助者,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增加了投资和融资渠道,促进了小企业的融资。 。移动支付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小额支付。绕过传统SWIFT的新跨境支付使用区块链技术直接进行点对点跨境支付。这些点可以是银行,电子商务或任何实体,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企业。从政策角度来看,这种新型的跨境支付将更有利于监督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有利于反洗钱和反走私。 以上所有仅列举了几个金融技术的例子,以改善现有的金融生态和创造新的生态。新的业务和例子正在出现。这已经并将继续为现有的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必须扩大视野,期待新的变化。 七项重大变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增加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上述全球金融格局发生了七次重大变化。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当前金融稳定和预防未来金融危机的意义何在? 上述七个变化的原因可分为两类:直接或触发,基本或可支持。具体而言,显然全球金融危机是大多数变化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这场危机,才引发了全球恐慌。为了挽救金融市场崩溃,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都采取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自然会加强中央银行的作用。出于同样的原因,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显着增加,金融监管与国际监管的协调与合作空前得到了改善。这是上述改变一,二和三的情况。变化四和五,即:债务杠杆上升和跨境流动资金的变化,或多或少与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另外,它与基本原因有关。具体而言,它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着增加有关。新兴发展中国家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融资,这导致其债务杠杆增加,特别是非政府债务的比例增加。在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中,入境和出境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有所增加,各类直接投资的比例有所增加。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显然,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另一个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而金融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血液”或软基础设施。两者的结合使得金融生态变化无法预测。这七大变化的未来演变与影响有很大关系。简而言之,由于基本因素(即变化六和七)而发生的变化将继续发展,直到发挥其全部潜力。由直接因素引起的变化有两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首先,变化几乎已经结束,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不大。中央银行的作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是在货币政策恢复正常后)和金融监管属于这一类。其次,未来的趋势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外部因素和政策反应,债务杠杆和跨境资本流动就是这种情况。 可以想象,人们特别关注这七个重要变化对当前全球稳定的影响。它会增加全球金融的脆弱性吗? 在上述七个变化中,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高全球债务杠杆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特别令人担忧和担忧的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影响是全球金融系统——发展中国家的薄弱环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与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症状开始出现:债务,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外债占其外汇储备的150%以上,国会面临更大的债务偿还风险。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和巴西分别占外汇储备的560%,466%,438%和149%。汇率从年初到8月底分别下跌了57%,61%和17%。二十三%。到目前为止,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已从1月份的高点下跌了18%,而发达股票在2018年上涨了2.3%。就固定收益而言,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政府债券今年的收益率为3.3%。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除了这些国家固有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处于加息周期,而历史表明,此时,它往往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挥发性。即便是金融危机(见图表)。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已经增加,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根据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由于以下三个“叠加”因素,金融风险将急剧增加,全球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第一个“叠加”因素是美国和中国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叠加。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国经济可能会在明年跨越转折点并进入下行阶段,这将引发已经处于下行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共鸣,从而大大增加引发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了解第一和第二经济体。 GDP的GDP总和约占全球GDP的40%。 第二个“叠加”是美国加息周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脆弱性的巧合。这已在前面解释过,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个“叠加”是特朗普政府在引发贸易冲突,征收高关税和不得不采取其他国家的反措施方面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反映在进口和出口的下降,而且也反映在中断。全球产业链布局合理,投资减少,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上述三个“叠加”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关并且彼此相互作用,并且可能存在“叠加”的叠加。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时间是从明年下半年到2020年。如果危机发生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是危机可能发生的形式和时间点,值得我们关注。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三个“叠加”因素发生变化,特别是如果全球贸易摩擦可以在明年上半年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全球危机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延迟或不发生或它以其他方式发生。 (作者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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